益之间的对立、紧张和冲突。因此，所谓清明而健全的理性，首先就是必须认识到：国家利益是为了保护每个人的个人利益而存在的；如果抽离了个人利益，国家利益就是扯淡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：为了有效保护个人利益，所有人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共同捍卫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；倘若抽离了后者，前者同样无处安立。

    在今天的地球上，当我们中国人还在为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而不断制造有毒食品时，西方的普通老百姓却可以为了反对“经济全球化”而上街游行。

    西方老百姓为什么跟“全球化”过不去？具体原因很复杂，我们不必在此分析。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，那就是：西方的老百姓知道，全球化并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，也不仅仅是政府和经济学家要考虑的事情，而是关乎地球村中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。

    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制造有毒食品？因为他们以为，只有自己最聪明，可以在别人的食品中下毒牟利；而别人都很傻很天真，不会往他吃的东西里面投毒。其结果，就是大家乐此不疲地相互投毒，从而一同身陷“囚徒困境”——每个人都在极力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，可到头来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损。

    古代的施文庆是因为不懂“囚徒困境”的道理，才会频频干出牺牲国家利益的蠢事，可倘若时至今日，我们仍然以为只要多宣传一下雷锋精神，多喊几句“以德治国”的口号，就能呼唤公德心的回归，就能建立一个公民守法、官员廉洁的社会，那我们显然还是在为施文庆的诞生培养合适的土壤。

    言归正传。施文庆虽然好几次阻拦了禁军北上的计划，但还是担心陈叔宝会迫于百官压力而改变主意，遂拿了重金去贿赂朝廷大佬江总。江总收了钱，便不断进宫游说，屡屡向陈叔宝强调出兵的坏处。陈叔宝举棋不定，只好命百官继续开会研究。

    于是百官只好继续研究。在会上，江总又利用自己老宰相的身份，屡屡压制袁宪等人的意见。就这样，百官天天开会讨论，可始终没有结果。直到后来隋军打过长江，陈朝的衮衮诸公们还在为禁军要不要北上而口沫横飞、久议不决。

    那些日子里，陈叔宝还是活得优哉游哉、超级淡定。有一天，他对左右侍从说：“天下王气，一向都在建康。北齐三次渡江，北周两次南下，没有一次不被我们打败。他们这次来，还能有什么作为呢？”左右纷纷附和。孔范也赶紧说：“长江天堑，自古以来限隔南北，而今蛮虏军队岂能飞过来不成？边防将领急于立功，才谎报军情紧急，其实都是危言耸听。”说完，孔范瞄了皇帝一眼，发现他面露笑容，急忙又故作幽默地补了一句：“我一直嫌官职太小，所以巴不得蛮虏渡江呢。他们一过来，臣一定可以当上太尉公（三公之一，掌管全国兵马）！”言下之意，他孔某人谈笑之间，便可令隋军灰飞烟灭，为国家立不世之功。

    陈叔宝闻言大笑，对孔范的自信和忠心深感满意。

    几天后，有人为讨好皇帝，就说隋军的战马因水土不服死了很多。孔范一听，当即正色道：“那是我们的马，怎么能死呢？！”意思是隋军的战马终归是要被陈朝俘获的，所以死了很可惜。陈叔宝听了，再度开怀大笑。

    陈朝君臣就这样在自欺欺人的迷梦中沉睡不醒。此后，陈叔宝几乎再没关心过御敌的事情，每天“奏伎、纵酒、赋诗不辍”。

    醉生梦死中，时光很快走到了祯明三年（隋开皇九年，公元589年）。

    新年的正月初一，当陈朝君臣正在建康的皇宫里举行隆重的元旦大典时，隋朝南征大军的贺若弼部，已经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长江。

    贺若弼之所以能悄然渡江，正是采用了高颎的“狼来了”之计。

    起初，贺若弼卖掉了军中的很多老马，暗中向陈朝购买了许多船只，都藏在隐秘的地方，然后另外买了五六十条破船，停泊在码头。陈朝间谍侦察后，认为隋军装备很烂，仅凭这些破船根本过不了长江，所以放松了警惕。

    第一步计划成功后，贺若弼又向朝廷奏请，要求整个长江下游的江防部队，换防的时候都要到广陵（今江苏扬州市）集中。朝廷很快批准。于是每逢换防之际，广陵城外都会旌旗蔽日，营帐遍野。陈朝守军以为隋军大举集结，遂紧急动员，增调附近部队到广陵南岸戒备。可他们随后便得知，隋军只是正常换防而已，遂解散了增援部队，从此便把隋军的大举集结视为常事，不复戒备。第二步得手后，贺若弼又经常派部队沿江打猎，每次都搞得人喊马嘶、尘土漫天。对岸的陈军在恐慌了几次之后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

    所以，当贺若弼在正月初一之夜挥师渡江时，陈朝守军几乎没有察觉。

    就在贺若弼渡江的同一天，韩擒虎部也从横江（今安徽和县东南，长江渡口）南渡，在采石矶（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）登陆；当时，陈朝守军正在庆贺新年，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，韩擒虎遂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采石城，陈朝采石守将徐子建侥幸脱逃。同日，杨广也亲率主力推进到长江北岸的桃